5. 论长辈权威的丧失

我们这些日子里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——或许自古以来人们便如此——老一辈是如何以及为何失去了对年轻人的权威。大多数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说，老一辈之所以失去权威，是因为他们太随和、太软弱，太放任年轻人随心所欲，没能让孩子们心生敬畏。但我们知道，许多最桀骜不驯的年轻人，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，那些最激烈、最暴戾地反抗一切权威、拉帮结派、以身试法的人，恰恰是在童年时期受到最严厉、最具惩罚性管教的人。

答案的一个重要部分，其实另有所在。每当我听到关于老一辈权威丧失的言论，我便会想起大约 1959 年，在我五年级的教室里发生的一件事。当时正是孩子们可以在教室里自由走动、交谈的课间，我无意中听到四五个孩子中的一个对其他人说：「如果我能长大……」这话怎么讲？「如果我能长大。」我深知十岁孩子的性情，他们是何等好斗、何等爱抬杠，对任何他们认为愚蠢或不合时宜的事情都反应极快，我本以为会有别的孩子插嘴道：「你什么意思，『如果我能长大』？你病了还是怎么了？」但没人打断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意识到，那个发言者说出了他们所有人的心声。

那一刻，我感觉脚下的大地都裂开了。「如果我能长大。」我还能依稀记起自己十岁时的生活。我也有我的烦恼、问题和恐惧。但其中断然不包括对我自己能否长大的担忧。我当然会长大。我对未来只有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；我的想象力与抱负，也仅止于希望有朝一日能为大学橄榄球队效力。再往后，我便一无所知了。即便六年之后，未来也并未变得更清晰。但我至少确信，我将拥有一个未来。生活就在我面前，铺展开来。

我那些五年级的学生所说或所写的其他一些事也清楚地表明，他们中的大多数——全都是来自上层中产阶级乃至富裕家庭的孩子——对未来，对那份等待着他们的生活，都缺乏一种安稳的确定感。几年后我读到，许多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——他们正是那批曾在原子弹演习中练习躲在课桌下的孩子——向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医生报告说，他们时常做噩梦，梦见原子战争、世界末日等等。我当年思考原子弹及其对策的时间，远比这些年轻人曾经或将会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。但无论当时还是此后，我从未，一次也没有，梦到过原子战争或世界末日。在我生命的最深处，毫无来由地，我认定那颗炸弹不会爆炸。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却相信它会的。孩提时代的我，无论快乐与否，都确信前方有一个未来在等着我。而我的那些五年级学生——十年后，他们和同龄人一道，成了有史以来最难管束的一代大学生——却并非如此。我常读到这样的报道：有人问年轻人，既然有明确证据表明吸烟会缩短寿命，为何还要吸烟？他们得到的回答是，反正他们也不指望能活过四十岁。我想是 Lewis Mumford 曾这样评价他交谈过的许多年轻人：在他们的思想与心灵深处，他们早已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劫波之后，生活在那片破碎的残骸之中——就仿佛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坏情景，早已发生。在年轻人的书籍、报纸和杂志的字里行间，这种感觉随处可见，而且异常强烈。

无疑，这种感觉与长辈权威的丧失密切相关。权威，从来不仅仅建立在武力之上。一个只能依赖武力的权威，早已死亡，并将很快消亡。真正的权威或许会偶尔诉诸武力，作为一种警示，或用以控制某些极端的局外人。但倘若它是真实且正当的，其根基必然是道德。我们的文化，大概不是第一个年轻人奋起反抗长辈，而长辈则奋力将其压制，口中念着「还不到时候，还不到时候」的文化。但在早期的文化中，年轻人知道，长辈掌握着通往未来的钥匙。他们正在经营一个社会，一种生活方式，当他们觉得年轻人准备好了，便会将其交到他们手中。因此，当长辈说：「按我们的方式做，相信我们，我们懂，而你们不懂，你们还没准备好」，至少在年轻人的内心深处，会有一丝声音回应道：「或许他们是对的，我们总会有机会的，或许这些老家伙们，至少在某些时候，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」

但是，当世界上最受优待的国家里、最受优待的家庭中的十岁孩童，甚至都无法满怀信心地期盼自己能够长大成人时，我们便再也无法生活在一个可以说「爸爸什么都知道」的世界里了。

孩子们对面孔极为敏感。像所有奴隶、所有无权者一样，他们学会了观察和解读统治者的面孔，以便感知接下来将会或可能发生什么。他们善于察言观色。他们在许多成年人脸上看到的表情，必然使他们深感不安。Erich Fromm 曾在某处写道，他在一本顶尖的图片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，一群人正站在一座大城市的街角。摄影师用的是长焦镜头，所以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拍摄。他们大多数人的脸上，都挂着如此惊恐、痛苦、畏惧和厌恶的表情，以至于弗洛姆起初以为他们是刚目睹了一场可怕的事故。然而并非如此——他们只是在站着等绿灯。他们的声音通常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而笑声则往往最为不堪。一个人又怎会去信任、或渴望成为那样神情、那样声调的人呢？

一个不相信自己能创造出所喜爱的未来，不信任、不喜爱任何自己所能想象的未来的世代，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传承给下一代，因而也就没有任何话可以对年轻人说。这或许看似一个悖论：我们的社会，这个或许比有史以来任何社会都更痴迷于控制——控制事件、自然、他人、控制一切——的社会，却比任何社会都更感觉万事失控。但这并非悖论；我们就像一个溺水者，疯狂地抓取任何我们能制造或触及的确定性的碎片。我们崇拜变革与进步，笃信新事物必然优于旧事物。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和改进一切。然而，在任何宏大的意义上，我们其实并不相信自己能改变事物，使其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。

因此，《Saturday Review of Science》最近刊登了一篇关于其所谓的「世界上未被玷污之地」的文章。请注意其言下之意：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早已被玷污了。这些未被玷污之地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偏远的岛屿，比如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。作者说，越来越多的人，其中多为富人，正从世界各地蜂拥至此，只为赶在这些地方被玷污之前，看上它们一眼。这是对现代人何其非凡的一番描述！一方面，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近乎神明。他能制造任何机器，能从物质中创造能量，能遨游宇宙。但在一个他自认为已将一切几乎都玷污了的世界上，他却无法想象自己有能力去守护那几处尚未被他染指的净土。说真的，如今还有多少人相信，他们当下所居住的地方——无论是城市、乡镇、社区还是乡村——在十年之后会变得更好？人们几乎不再梦想这会成真，也不再梦想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。他们所敢奢望的极限，不过是能将灾难推迟片刻，而当灾难降临时，自己能足够富有，可以逃往某个新的、未被玷主或污染尚轻的地方，在那里暂住一时，直到它也难逃被玷污的命运。

我们曾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梦，并称之为「进步」。如今眼见梦想未能成真，我们便陷入绝望，因为我们再也想象不出任何别的东西。如果更新、更新、再更新，更多、更多、再更多，似乎再也无法通往「美好生活」，我们便断定，根本就不存在美好生活这回事，而我们除了在自己的跑步机上尽可能长久地奔跑下去，已别无他法。